谢芳——山东泰安商业银行工业支行行长。近日，一连串举报材料，直指她操控地下钱庄，而且利用手中权力搞虚假诉讼，坑人钱财。

　　举报人：刘树森——泰山恒盛国际名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恒盛国际)的董事长。据其反映，谢芳通过民间借贷精心设局，让人对他提起2300万元的借款虚假诉讼。目前，山东省检察院就此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决定立案审查。然而最令刘树森感到恐惧的是，法院已将他价值1.8亿元的财产全部查封。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接到举报后，就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采访。据了解，金融从业人员广泛介入民间借贷早已不是新闻，更有“银行成民间借贷‘二传手’”之说。有专家认为，银行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危害重重，其中较为严重的是由此引发的各种虚假诉讼。

　　行长违规介绍高利贷

　　被疑设局搞虚假诉讼

　　出于信任关系，现年55岁的刘树森因企业发展需要，从2009年开始就经人介绍向谢芳借款。前期的合作顺利，直到2011年10月，恒盛国际以及刘树森夫妇被起诉，要求归还借款共计2300万元。

　　刘树森说：“之前就听别人说她在搞‘地下钱庄’，不知道从哪里弄的钱，反正基本上都是月息3分放出去，根本不知道她能得多少好处。前期的合作还算顺利。”

　　孰料，2011年10月，恒盛国际、刘树森夫妇(系借款协议上的保证人)莫名被两个原告分别告到了法院。这一切都源自2011年9月14日形成的5份“无出借人签字”的借款协议和附后的5张借据。

　　记者注意到，这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原告并非谢芳，几次开庭，她都以原告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但她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借款确实经她介绍。

　　刘树森说，两个原告即左风刚、金龙，他并不认识。

　　刘树森告诉记者：“多年来，谢芳一直在搞‘地下钱庄’，手面很宽，反正从她这里随时能借到钱，一般都是月息3分，至于她从中能拿到多少好处我就不知道了。”记者曾打电话给谢芳以求证以上操控“地下钱庄”的说法是否属实。但谢芳对记者表示，该说的已经在法庭说过了，其他的不愿再多说。

　　记者调查得知，作为两个案子的关键证据，在这5份协议和5张借据上，左风刚、金龙，这两个名字被分别填在借款人处，其中有4份协议的出借人都是左风刚，出借金额总计约1900万元，另外一份的出借人是金龙，出借金额为400万元。

　　2011年11月，泰安中院作为一审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两个案子。有关以上5份借款协议的成因，成了案件最大的争议。

　　那么，刘树森认为的虚假诉讼证据又在哪里呢？法庭调查中，官司所涉的5份借款协议，原告及谢芳认为，那是对累计欠款的一个总结，刘树森则坚称，之前的欠款已经还清，协议是为新的借款出具的，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款项。

　　记者注意到，这5份借款协议上均注明“款到后付息”。刘树森认为这说明了出具协议时，借款尚未到账，如果正如谢芳所说，借条为累计欠款总结的话，款应早已到账；然而实际上，从协议签订之日至今，恒盛国际以及他本人的所有账号均没有收到任何款项。

　　刘树森说，按照一直以来的借款习惯，只要先打了空白借条，谢芳就会让人给我们打款，还款的时候，也都是按照她的指令向她指定的账号打款，至于谁打了钱给我，我又给谁打钱，我从来不知道，也不用过问。每次还款后，谢芳也会把借条还给我，我顺手就销毁了。现在回头看，就是因为我过分地信她，才让最后签的空白借条成了她提起虚假诉讼的证据。

　　记者在刘树森提供的“借还款统计”中注意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恒盛国际及其关联账户的“还款额”比“借款额”多1000余万元。记者还注意到，2009年8月7日，泰安睿正达贸易有限公司曾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向刘树森在泰安商业银行的账户转入195万元，同日，该笔钱又从刘树森的账户转至其他账户。刘树森说，自己对此款项根本不知情，怀疑是谢芳一手操控的。然而，就是这195万元却成了原告提供法院的借款证据。

　　对于这些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刘树森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一、二审法院均未采信。

　　另外，一审中，左风刚还向法院提供银行转账凭证16份以证明出借事实，金额共计643万元，而金龙除借款协议和借据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最终，恒盛国际、刘树森夫妇由于没有提供相反的有利证据而一审败诉，恒盛国际就两案分别提出上诉。

　　但在两案的二审庭审中，恒盛国际作为上诉人，向二审法院山东省高院提交了公司账簿，目的是为了证明已经按照谢芳指令还清了借款。但该账簿仅被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最终山东省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判决书上看，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恒盛国际的账簿应该是很重要的证据，法官应该认真核实。”山东省公安厅一位从事多年经侦工作的警官告诉记者：“这两个案子确有诉讼欺诈之嫌。”

　　就此，记者曾多次联系泰安中院和山东高院，欲核实其中一些细节，但均遭拒绝。

　　审理重证据轻调查

　　省检察院立案审查

　　从轰动全国的吴英案，到温州企业主跑路事件，民间借贷似乎一直游走在钢丝绳上。而如今，民间借贷领域正日益成为诉讼欺诈的重灾区。

　　据了解，诉讼欺诈一般又被称为称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诉讼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方法，骗取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占有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虚假诉讼集中发生在民间借贷、离婚分割财产等民事纠纷中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诉讼欺诈在全国多个省份时有发生。以江苏省为例，2010年1月至今年4月，全省共查办民事虚假诉讼案件266件，其中查办民间借贷、贷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虚假诉讼案件109件，占查办虚假诉讼案件总数的40%。

　　“虚假诉讼有上升的趋势，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如中小企业可能因为一起虚假诉讼而面临破产的危险，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司法公信力带来严重损害。”山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没有把虚假诉讼列入犯罪行为。发现虚假诉讼后，大多仅是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悔过、罚款或拘留，如此低的法律成本让不少欺诈行为人有恃无恐。

　　对于如何认定诉讼欺诈，山东省公安厅的警官表示，按照公安部门的办案逻辑，在法院受理后，要想通过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并认定诉讼欺诈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即使接到当事人的举报，公安部门也往往不会立案，尤其是这种经过两审判决的案子。

　　“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的过程中往往重证据、轻调查。即使进入二审或者再审程序，法院如果要纠正存在诉讼欺诈的案件，无异于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所以法院不情愿纠正。”这位警官还表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实践考虑，要查明诉讼欺诈的事实就要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以恒盛国际的借贷纠纷为例，就是要在山东省检察院决定抗诉之后，再由其交公安机关就欺诈行为立案侦查。

　　据悉，刘树森在二审判决后已经向山东省检察院申诉，山东省检察院已经决定，就恒盛国际与左风刚、金龙借款合同纠纷案立案审查。

　　为防范诉讼欺诈，部分学者在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时曾经提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虚假诉讼的防范、审查和制裁制度，对于可能发生虚假诉讼的情形，民诉法应该赋予法院更多的主动调查权，同时在对虚假诉讼的制裁方面，民诉法要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今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要加强对借据真实性的审查，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加大对虚假债务的审查力度。

　　“要防范诉讼欺诈，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认为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法官应注重自身的专业素质及职业道德的提高。”上述警务人员同时表示，以民间借贷领域为例，如果诉讼欺诈人具有金融从业背景并且懂得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那么对法官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知法犯法的欺诈行为更不容易被法官察觉。

　　充当民间借贷掮客

　　极易诱发多种犯罪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在全国范围内，金融从业人员广泛介入民间借贷早已不是新闻，更有“银行成民间借贷‘二传手’”之称。

　　“银行的干部和员工，都具有相当的金融从业背景和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操控地下钱庄，并运用手中权力为己牟利是一件极为方便的事。”浙江一位熟悉银行业务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浙江不少地方，银行员工尤其是银行的行长，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敛财。他向记者列举了当地两种“潜规则”：

　　一种是最常用的方式，即介绍“过桥贷款”。债务人一笔数额较大的贷款到期后，民间借贷人员经银行员工介绍提供短期高息贷款，帮债务人垫还后，等银行下一批贷款发放后就还。“过桥资金”的日息一般千分之六，做3天过桥，就可产生18万元利息收益，但银行员工要分取其中的12万元。

　　另外一种是能够实现“三赢”的模式。即银行员工为完成吸储任务，如果要求当地某企业完成一年期存款1000万元指标，银行员工一般会在50万或45万元的利息中抽取10万或5万元的份额，同时还为完成放贷任务创造条件。

　　该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当地，一些银行工作人员还直接参与民间借贷，将民间借贷作为“第二职业”。有媒体报道，去年年底，江苏、浙江等地先后曝出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事件，涉及金额动辄数千万，多则过亿元。

　　据了解，高利诱惑是银行工作人员充当民间借贷掮客的重要因素。与社会上一般人员相比，银行工作人员具有诸多便利，掌握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人脉资源，拥有更专业的金融知识，也更容易取得信任。

　　但一位熟悉民间借贷的专家告诉记者，银行职工参与民间借贷，可能会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而一旦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为周转资金又可能铤而走险，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据悉，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时，就曾明确提出禁止金融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的规定。

　　今年5月，银监会也下发类似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做到8个“不得”，其中明确包括不得介绍机构和个人参与高利贷或向机构和个人发放高利贷。

　　“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正处于既不鼓励、也不打压的暧昧状态，民间借贷也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但对于银行职工参与高利贷却态度明确，因为银行职工一旦参与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有利用职务便利之嫌。一旦出现问题就极有可能将风险和不利后果转嫁给所在银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银行员工如此告诉记者。